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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对八旬老人的抗战回忆(图)

来源: 每日甘肃  作者: 张晓东   2015-07-27 21:19  编辑: 周飞


  通讯员张晓东整理

  这是一对普通老年夫妇关于亲身经历抗战时期的回忆文章。现年81岁高龄的临洮籍人士王令玺,1934年11月出生于临洮县城北槐巷,1994年从青海大学财经学院(曾任青海省商业学校党委书记)岗位上退休,他对儿时临洮城里人们逃避“日本飞机轰炸”的往事记忆犹新。与他同龄的老伴徐素真(已不幸逝世),1934年5月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县一个乡村,更是在抗战的枪炮声中度过了童年时代。下面“原汁原味”整理出两位老人的回忆录,以期真实再现那个时代普通孩子们的童年生活,这既是对现代青少年的生动爱国主义教材,更是对先辈们的尊重和对抗战胜利70周年的最好纪念!

  王令玺:日本飞机阴影下的童年

  我的童年可以说是在“日本飞机要来轰炸”的阴影下度过的,相信和我同时代生长在临洮城里的小伙伴们一定会有着同样的感受!

  一、西飞机场和航空帽

  1937年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时,我刚4岁,就听爷爷和父亲说,日本鬼子打到中国来了,到处杀人放火。幼小的心中,觉得日本鬼子是坏蛋。后来,一块玩的娃娃都在说“日本人,大坏蛋,架着飞机撂炸弹”,说一颗炸弹撂下来,能炸死一堆人,心中觉得很害怕,就问父亲:我们中国人有没有飞机?会不会给日本人撂炸弹?父亲说:我们飞机很少,飞不到日本去。

  在故乡临洮县城西门外至洮河东岸,有一大块没种田的草地,叫西飞机场,我陪奶奶去高家堡转娘家时,要经过那里,问过奶奶,飞机场里怎么没有飞机?奶奶说:大官坐飞机到临洮来时,才有飞机落在这里,随后就飞走了。

  以后,不断听到大人们说:前方和日本人打仗,说日本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

  我家北墙外的杨家烟房大院,驻进了很多兵,叫补充团,白天隔墙听到兵们出操的步伐和喊声:杨家烟房大车门两边的高墙,新刷上粉绿色,几个当兵的在墙上写了八个大字,一边是“明耻教战”,一边是“戡乱救国”。巷子里又传开了新童谣:“补充团,眼睛然,光吃洋芋不撒盐。”我心想,这当兵的也吃不饱。隔三差五就会隔墙传来用军棍打逃兵发出的凄惨的喊叫声,说是打晕了拿凉水喷活过来再打,我又觉得当个打日本的兵也很可怕,奶奶也怕我长大了被抓成兵。

  “学生怕的灯杆倒”,1940年正月十五,我6岁了,爷爷说要送我去上小学。在离我家百米之外,就有一个东校,校舍是我家东边文庙管理处的明伦堂,到民国时期改成东街小学。因为日本飞机开始三番五次的轰炸兰州市,兰州市的一所甘肃兰州乡村师范学校,就疏散迁到我县东山上的椒山祠里,明伦堂里的东校被改名为甘肃兰州乡村师范学校附属小学,简称“乡师附小”。校长叫何纯吾,戴着礼帽,穿件灰色长袍,爷爷领我插班到乡师附小一年级的第二学期,班主任是位女老师,学生叫她司老师,是个爱用手板打学生的厉害老师。

  入学时是阴历正月后半月,刚打了春,天气还很冷,教室里也很冷(那时的教室里,冬天都不生火炉),我穿着棉衣棉裤,爷爷特意给我买了顶棉帽。这帽子有长长的两个耳扇垂下来,能盖住耳朵,耳扇尖上有一条小带子和环扣,可以系在下巴底下。没有帽檐,却有两个大大的风镜扣在额上,还可以取下来,用子母扣固定在耳扇上,吹风时风镜能挡住沙土吹进眼睛。帽子用发亮的咖啡色人造革制成,里面有一层人造绒。爷爷说,这叫航空帽,是仿照航空员的帽式,作给小孩戴的。我戴航空帽到学校招来同学的诧异,都想摸一摸、戴一戴。

  二、纪念周和唱校歌

  东校一周上六天课,星期日休息半天。星期一早上第一节课是纪念周,全校学生几百人,在校长室门前站队,校长亲自领着学生,一句一句念“总理遗嘱”(孙中山先生那时都叫总理):“余致力国民革命,凡四十年,其目的,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,积四十年的经验,深知欲达到此目的,必须唤起民众……”。接着跟着大同学唱校歌:“噫吁吾校,近圣人之居,勤敏好学,为革命之徒……”,接下来由校长讲话,讲学校里这一周要作的事,学生要注意什么事,也讲中日战争,打到了哪里,离临洮多远。纪念周结束,学生各自回本班上课。

  在乡师附小当一年级新生,读过“国语”书上有一课文是:“开学了,开学了,学校门口,国旗飘飘,老师同学都来到,见了老师行个礼,见了同学问声好。”背书是最要紧的,一学期中要背完国语书中每篇课文。还要上算术、常识、美术、音乐、体育。

  三、响警报和跑警报

  在乡师附小,我从一年级第二学期,念到五年级第一学期,也从6岁长到10岁。记忆最深的是唱歌和跑警报。

  当日本飞机头一次轰炸兰州后,离兰州100公里的临洮县城,居民隔三差五的跑警报。

  空袭警报,由县政府在四城门楼上敲大钟。“、、……”一下一下慢慢敲,是预备警报,通知城里居民,携儿带女赶快出城,在郊外山沟田野里隐蔽。“……”连着快敲,是紧急警报,通知敌机马上就到,人们赶快就地卧倒,在崖畔、土坑中躲避炸弹。“——……”慢而长是解除警报,告诉敌机已经回去了,走远了,人们可以进城回家。战事紧张时,差不多每天都跑一次警报。乡里人住在四乡山野,他们不用跑警报。

  记得开始响警报时,班主任赵得玉老师正上国语课,钟声从城楼上传来,老师大喊:赶快,拿上书包回家!同学们立马从课桌里把课本、本子、笔墨盒全拿出来,摊开包书布,全放好包起来,拿在手里,走出教室,出了校门,迅速往家里跑。我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一个,坐在前排第一个座位,越着急,越包不好书包,往往跑出教室在最后,哭着回到家告诉奶奶,奶奶说:明天上学时,拿个竹笼子去装书,警报响了把书本笔砚扔在笼子里就快跑。

  每次响警报跑回家,爷爷、父亲领着我和弟弟,四个人赶快出巷口,跟着人群出东门,一直跑到东山跟,找个洮惠渠的水渠帮旁坐下来,边喘气边等紧急警报。奶奶和妈妈,两个人都是缠了小脚的,人老脚小,急了走不快,更不能跑,就只能等在家里。如果日本飞机真来轰炸,就只能等死。幸亏在八年抗战中,日本飞机多次飞过临洮,但没有撂过一颗炸弹,临洮人免了这一劫难,而兰州和西宁两个省会城市都多次被炸,炸死很多人。

  记不得是哪一年哪一月了,日本飞机搞夜间偷袭,正睡在半夜,警报突然响了,爷爷、父亲拉起睡得正香的我和弟弟,矇矇迷迷地从巷底跑到文庙背后,在县城内东北角的大寺圪里,躲藏在了毁坏多年的隆熙寺的废墟的坑坑洼洼里。随着紧急警报的凄厉钟声,眼看着亮着绿红灯的日本飞机,成群编队的从头顶上轰鸣呼啸而过,却没有轰炸临洮县城。第二天,就传来兰州市区被轰炸扫射的消息,炸塌了楼房,死伤了很多的老百姓。

  现在想来,临洮县城,在东山西山的夹道里,还有一条洮河,没有机场和多的驻军,也没有工厂和企业,因而幸免一难吧!

  在1944年过完春节,我从乡师附小转学到临师附小,上五年级第二学期,直到1945年7月我小学六年级毕业,班主任是张波天。这段时间,再没有跑警报。

  四、唱抗战的歌

  在东校开始,每周有两节音乐课,是我最爱上的课,学了很多的抗战的歌,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游击队之歌》、《流亡三部曲》、《大路歌》,还有一首歌是:

  同胞们细听我来讲,我们的东邻舍有个小东洋,几十年来练人马东亚称霸强,一心要把中国亡,咿呀嗨!

  九一八平地起风浪,一夜里领人马抢占我沈阳,杀的杀来抢的抢,老百姓遭了秧,东北三省一夜亡,咿呀嗨!

  那首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》凄美动听,学生特喜欢唱:

 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,那里有,森林煤矿,还有那,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我的家,在东北松花江上,那里有我的同胞,还有那,衰老的爹娘。

  九一八,九一八,从那个悲惨的时候,脱离了我的家乡,孤独的在关内流浪,流浪,流浪。

  那年那月,我才能重回我那美丽的故乡,那年那月,才能和爹娘聚在一堂,爹娘,爹娘,什么时候,我们才能聚一堂。

  还有一首:工农兵学商,一起来救亡,举起我们的铁锤刀枪,走向抗日的战场,我们是振兴民族的力量。

  还有:打倒东洋,打倒东洋,锄汉奸,锄汉奸,全民一起武装,全民一起武装,救中国,救中国。

  有一年,县政府通知学校的学生排练歌曲,要为献金会演出。音乐老师从各班挑了40名学生。在每天上完课后的自由活动时间,在一个教室里集合教唱,唱的歌是《黄河大合唱》里的第一首《黄河船夫曲》,非常好听:

  嗨吆……划吆、划吆、划吆,冲上前,划吆冲上前,大浪啊,高如山。大浪啊,洒上脸。不怕那千丈波涛高如山,划船好比上火线,大家齐心加油干……

  我们划到了河岸,我们登上了河岸。心呀,静一静,气呀,喘一喘。回头来,再和那黄河怒涛,决一死战,决一死战。

  开始挑人,我没被选上,就跑到教室门口,听他们唱,被音乐老师看见了,就叫我:“王令玺,你也来参加吧!”我高兴地加入合唱队。

  演出的那天晚上,临洮县城隍庙门前的广场上,站满了黑压压的听众,戏台上点着两盏明亮的汽灯,我们合唱队,穿上整齐的校服,在老师的指挥下,特别卖力地唱起了《黄河船夫曲》,雄壮的歌声,真像黄河波涛一样,震撼了每个听众的心,成功的演出,也把喜悦送进每一颗童心。

  五、各班都要办壁报

  乡师附小共有六个班学生,从一年级到六年级,学校规定每学期各班必须办几期壁报,学校的学生会还要办全校大壁报,贴在布告栏的屋檐下,因为我的美术在班上最好,每期壁报我都要负责画报头、画插图,装饰花边。壁报当然是五、六年级的大同学办得最好,我们低年级的学生,都爱跑到他们教室去看他们贴在后墙上的壁报。有一次看到他们画的一组日本人屠杀中国人暴行的组画,有画日本鬼子放火烧房的,有画日本鬼子砍中国人头的,有画把中国人吊死在树上的。特别有一幅画着一群中国妇女光着上身站着,一个日本鬼子把一个中国女人的一只乳房砍下来,女人胸口流着鲜血,地下红红的血迹中是被砍下的一个白白的乳房,看后叫人触目惊心,悲愤难耐。

  六、各班都演抗战戏

  学校各班都要组织文艺晚会,演各种娱乐节目,最有兴味的是自编自演的抗战话剧。

  我们班有次排了一个作疙瘩药(即炸药包),炸死日本鬼子的话剧,分配我扮演一个作疙瘩药的铺店老板的小伙计,给我眼睛上用墨画了幅眼镜,规定的动作是,游击队来取疙瘩药时,我听老板的吩咐,把疙瘩药从仓库里搬出交给游击队。我们就在教室的讲台上演了这个话剧,给本班同学看,看到把日本鬼子炸得躺在地上时,同学们笑得特别开心。

  七、青年参军

  大约在1944年,蒋介石号召知识青年参军,组成青年军去和日本鬼子作战。临洮县各中学(那是就有六所中学)的热血青年,积极报名参军,大约走掉了二百人,在岳麓山菩萨殿山门前的一个凉亭里,给他们刻碑留名,希望流芳百世。后来日本被打倒投降后,这个青年军被蒋介石派到内战前线,专门去和共产党作对,攻打在陕北的红军,变成了臭名远扬,小亭里的纪念碑,也被人掀翻推倒,不知去向。

  青年参军的队伍中,有我们王氏亲房二爷王巨壁的儿子王邦俊,入伍后常写信寄回家,王巨壁一生经营小吃凉面,不识字,就拿了信到我家来,找我爷爷王巨孝给他念信,并代写回信寄出。王邦俊后来到了乌鲁木齐,在《新疆日报》社工作,直至病逝新疆。

  八、庆祝抗战胜利

  1945年上半年,当我正念完高小六年级,要在临师附小毕业时,“八.·一五”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,两颗美国的原子弹,撂到广岛、长崎,炸得日本天皇举起了白旗。抗日战争胜利了,中国全国欢声笑语,鞭炮齐鸣,张灯结彩,学校里唱起了“胜仗、胜仗,日本跪下来投降,祝捷的炮也连珠响……”县上举行庆祝大会,学校集合学生整队参加。九月三日是日本人签字投降的一天,晚上举行“提灯会”,群众从东门出发,走过东街牌坊,走过县政府,一直游到十字楼,拥挤的人群,从十字楼下走出来,挤得满身是汗,但高兴地不得了,居民自发的扎了各式各样的灯笼,打着上街,有牡丹灯、莲花盆、金鱼灯、龙头灯、双十字灯、元宝灯、西瓜灯、桃子灯,还有“两只羊”不断碰头的碰羊灯、宫灯、纱灯,游行队伍走到骡马市口,两边铺子里的商人,搬出许多竹扫把,叫人们从上头点着火,疯狂地在路边挥舞,火光熊熊的烧,竹子“噼噼啪啪……”的响,狂欢的心情不言而喻,一直持续到午夜人群才散。

  县文化馆的壁报上,画了同盟国的四大领袖的头像:罗斯福、斯大林、丘吉尔、蒋中正,下边角落里画了轴心国的三大魔头:希特勒、墨索里尼、东条英机。——正义胜利了,侵略者失败了。

  由于日本的侵略,潼关为阻,东西交通断绝,东南的货物进不到西北五省,物资奇缺,

  物价暴涨。胜利了,便宜的平价布涌进来,代替了昂贵的蓝土布,吃的穿的用的商品,全部大大跌价,群众得了实惠,高兴地喊:“响炮了,响炮了!”八年来囤寄居奇的奸商,发足了国难财,现在积存的大量劣质货物,大跌价也没人要,也着急地大喊:“响炮了,响炮了!”我们家族里有位经营布匹多年,发了不少财的二叔,跑到我家里给爷爷说:“这一下赔完了,赔完了,我要去跳洮河了!”爷爷忙劝他;“不要跳,不要跳!”以后好多年,一旦提起“响炮了”,他们仍旧心有余悸!

  八年抗战,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吃尽苦头、受尽罪,三千万人丧了命;八年抗战,也考验了中华民族,锻炼了中华民族,锻炼了中国共产党、八路军、新四军和真心抗战的国民党将士们。威武不能屈,贫贱不能移,是中国的国魂,国魂万岁!中华万岁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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